浅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原因
概况
1933年夏，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相隔半年，蒋介石重新组织人马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几乎动用了能机动的所有兵力，号称 100 万军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方针， 经济、交通、文化 “围剿”同时并举，企图使红军“无粒米勺水之接济”，困死红军。红军经过 1 年奋战， 军事上连续失利，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仅剩包括瑞金在内的7个县。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宣告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什么是总体战，就是两个政权在军事资源、组织能力、社会体制的全方位比拼。总体战的胜负是多方面决定而直接体现在军事。
关于红军长征，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原因， 过去都归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 以及由它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但有的学者认为， 红军之所以进行长征， 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认为“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 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 立足之地。具体来说， 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 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2、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 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 3、苏区连年出现的粮荒使红军军粮常处紧张状态之中; 4、庞大的军政队伍超过了苏区的负荷能力; 5、不能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物 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上述情况表明， 土地革命后期，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苏区经济 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 红军除了转移， 易地求食外， 别无它途。” 连年的战争确实使苏区经济拮据，但这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才出现的现象， 经济困难在长征之前早已出现了。因此， 它也不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我认为， 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还是军事的失败， 而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枯竭是红军长征的深层原因。
军事原因
军事上的策略错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直接原因，我将以广昌战役为例，从此战的失败反映出中共总体军事战略的失误。
广昌之战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 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与很多人认为的不同，苏区中央从上到下都一直认为坚守阵地不可取，，按照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红军采取一贯的战略原则， 那就是坚决不打阵地战，在敌人两翼开展运动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这听起来挺正确的，而且前四次反围剿就是基于这一方针胜利的，为什么第五次就行不通呢？这个问题，王明想不通，李德、博古想不通。然而，还是有人对当前形势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刚刚受到党内严重批判，无事可做的毛泽东就反围剿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当 `围剿’ 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 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 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 这种手段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的思想是放弃苏区，深入敌后，将运动战放在全国考虑的。这一思想在当时过于大胆，风险过高，深入没有群众基础的国民党纵深地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之举。形势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共中央选择在中央苏区内线作战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一次，蒋介石使用了堡垒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用当年曾国藩打呆仗的方法，压缩红军运动战的空间。
苏区高层之所以选择在内线作战，不考虑毛的外线突围，除了对局势持谨慎乐观态度以外，还有一大法宝——“短促突击”战术。
短促突击
所谓 “短促突击”， 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 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 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 阵地时， 以埋伏之主力部队 “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 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简言之， 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 集中优势兵力， 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这一战术包含了当时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
这算是李德从德国带来的舶来品了，“短促突击”算是当时十分先进的战术理念，带有明显的一战德军风暴突击群的战术痕迹。但是，这一战术的成功应用依赖装备，靠的是发起突击时的大量火力支援和装有自动武器的突击分队。你什么火力，德二什么火力。以当时红军的拉胯装备，土枪梭镖，汉阳造都算先进装备，这种工业化战争的打法是完全无效的，这就好比让非洲国家打海陆空一体化战争一样。可以说，正是这种打法让红军频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却被国军用雄厚的兵力极为扎实地推进所化解，最终既没有消灭多少国军，又失去运动战的空间。结果就是只能在战略要地和国军硬碰硬，打攻坚战，阵地战。兵力与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自然会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最后全盘崩溃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
战役始末
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的第一个县城， 距红都瑞金百余公里， 为其重要屏障。 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 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 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 重要的县城， 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 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 将广昌不战而弃， 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
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 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 “围剿” 作战中， 红军规模相对较小， 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 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 而随着红军的扩大， 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 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 （如税收制度的建立）， 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得胜仗， 说红军是吃饭的， 所有慰劳品， 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 红军没有与之抵抗， 就说红军是吃饭的， 更是说把红军吃， 宁肯把狗吃。 ”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 这是中共制定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4月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在广昌外围与红一军团一部交火，战役正式打响。28 日， 朱德下令放弃广昌， 红军全线后撤，至此广昌一战结束，前后进行了 18 天， 国民党军伤亡 2600 多人， 红军达到 4000 余人。其中， 27 日一日红军 “伤亡总数在 1500 以上， 三军团占十分之七”。
战役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就不一一赘述了，比较繁琐，我就挑几个值得一提的点。
广昌防御战， 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 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 招致了重大损失。张闻天回忆， 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 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 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是不对的。他（ 指博古）批评我， 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 1905 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 坚持了我的意见， 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 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战后影响
其次，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 所谓的 “崽卖爷田不心痛”， 更被广为传诵。
博、 朱战后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 这很可能也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 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 不过， 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 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 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 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 短促突击，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 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
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 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 “围剿” 前期， 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 本原则， 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 都是不适宜的。”广昌战役后， “短促突击” 已经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 如林彪在广昌战役后解释道:“短促突击， 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 （ 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 乘其立足 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 迅速的， 短促的突击， 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 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 欲以堡垒对堡垒， 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 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 随后的高虎脑等战斗即为阵地防御的典型代表。
经济原因
我从军事的角度分析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有人可能已经发现并没有找到中革军委在战略战术上的致命失误。如短促突击，苏区寸土不让等等这些措施，大抵是当时的无奈之选，况且这些措施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已经逐步转变，比如高虎脑战役。然而，这依然没有挽回苏区迅速溃败的局势。可以说，军事上的决策更像是失利的结果，而非原因。失利的核心原因在于苏区的经济状况已然崩溃。
人力枯竭
与很多人认知不同，苏区的领土在一年比一年大的情况下，经济情况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差。人是经济之本，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苏区人力枯竭可以说是经济崩溃的关键。
在消耗作战中，作为全国广大区域的控制者， 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 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 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区， 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 300 万人左右， 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 1933 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 年 5月至 7 月， 扩大红军约5万人， 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 11. 2万多人， 总计约16 万人， 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 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 如果总计起来， 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 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 16 岁至 45 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 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 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 人， 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 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 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 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 分到的六十二担田， 前年已荒了十担， 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 1934 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 1575 人。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 也是不堪重负: “瑞金隘前区， 据区土地部的报告， 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 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 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
红军家属的窘境， 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 也使 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大红军工作更形紧张。人力缺乏对扩大红军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 大量补充红军势在必行， 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 在此背景下， 扩大红军的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 自己也怕当红军”。
从 1933 年下半年 开始， 每月扩大红军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 年 5 月， 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现象， 到 5 月 20 日只 完成计划的 20%。 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 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 但客观地看， 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 最夸张的如上杭县才溪乡， 共有二千余人口， 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 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 还要进行突击， 这当然不现实。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的背景下（传统艺能）， 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 部去当红军”， 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 把前后门关起， 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 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 公开宣告， 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这样强迫征集兵员与国民党抓壮丁没什么区别，可以说是颠覆了人们对苏区军民和谐的想象。至少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 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 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 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
粮食告罄
人是经济之本，人都没有，经济发展从何谈起？自1933年始，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 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 但经过数年战争， 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 年春， 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 陈云在 1934 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 因为某些地方缺乏 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 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 曾经威胁了我们”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 苏区区域日渐压缩， 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 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 严厉规定“无论何人， 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 违者……应予枪毙”。同时组织割禾队， 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 冲入匪区”，抢割稻禾， 粤赣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这些， 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最艰难的时候， 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1933年12 月，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 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 专门处理粮食问题。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 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 收买谷子十万担， 加上征收土地税， 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 事实上更难实现。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 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 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 “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
物资匮乏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 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 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 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 1元大洋只能买盐 1 斤多， 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随着“围剿” 的进行， 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 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 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 盐每元一两五钱， 柴每斤二角”的地步， 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 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硝盐质地不纯，成分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 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弹药奇缺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 各部不轻易跃进， 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 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 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 “兵工厂做的子弹， 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 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 或者一打就坏了。即使是能用的子弹， 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 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 燃烧速度慢， 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 不能啮合膛线， 初速很低， 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当时红军的状况， 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 “吃没吃的， 穿没穿的， 打仗缺乏弹药， 加上长期转战， 部队得不到休整， 个个都像叫花子。”
总结
经济资源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的上是山重水尽了。一切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都以来经济基础，没有经济资源，再兵强马壮的军队也会顷刻土崩瓦解，何况红军一点也不兵强马壮。
政治原因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 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 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 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 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 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 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 无论官兵， 纪律还是很好， 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 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 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 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 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 苏区开始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 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 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一部分人中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逐渐消退， 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 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 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查田运动
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前， 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 7%左右， 这和后来中共的基本判断基本吻合。考虑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 经济较为落后，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 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 比例稍低一些也十分正常。“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 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 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 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 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
根据这一判断， 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 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 也把他当作富农; 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 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 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933 年底， 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 胜利县纠正了 1512 家错划地主、富农， 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 2124 家， 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 纠偏工作 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 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 险” 的判断下， 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
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 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 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 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 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 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 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 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
肃反扩大化
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 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 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 不在少数”。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 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
1934年 5月， 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 即捕 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 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 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 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 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 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 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这本身 已极不正常， 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 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 在 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 更是“沿途格杀群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 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 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 ……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 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
基层软化
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 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 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本身经验不足， 加 上战争形势下， 大批优秀干部被输送到红军， 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石城县反映，“县政府的一些干部发生不好的现象， 如派去工作开小差回家的， 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 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红色中华》揭露: “靠近瑞金县的一家菜馆， 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 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 还说不够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 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
一点感想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其实说的差不多了。站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真正的革命考验——长征即将到来，前面的路是九死一生，甚至可以说是十死无生。如果给1934年9月的红军战士了解未来十几年你将要承受的磨难，了解到这个队伍只有十之二三的人能见到1935年的太阳，我想可能有不少人会动摇。然而，在彼时彼刻，1934年9月，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是一次简单的机动转移，向西前往湘西与红二十六军团汇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也正因为无法预见未来，即使在形势绝望之际，他们在每次战斗中舍生忘死，牺牲前都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生活一定会变好。也正因为无法预见未来，他们向往着未来，所以，他们创造了未来。
也许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心，但现实的残酷要求他们将这颗心埋藏起来，带上理性的面具。当有为众人抱薪者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不使其冻毙于风雪，而是说道：太理想了。我想说的是，每当你想说出这句话时，要想到新中国就是由一群有崇高信仰的理想主义者建立的。
番外：“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长征”概念最早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 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 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1935年11月13 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 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 西北地区， 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这是目前最早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概念的文献。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那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参考文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黄道炫
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郭德宏
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石仲泉
红军长征与党的民族政策——杨盛规
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龙观华
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罗平汉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_以广昌战役为中心——黄道炫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王海光